原标题：【钩沉】纪念抗日名将项英诞辰120周年，有人说他是未冠头衔的“军事家”

　　“项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今年5月22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项英诞辰120周年。

　　近日，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召开项英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会长刘苏闽少将作主旨报告。

　　96岁的新四军老战士王征明、常务副会长张云教授、副会长兼秘书长颜宁、副会长张晓宇，从不同侧面发言，表达了对项英同志的缅怀之情。

　　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英雄本色

　　项英（1898—1941年）湖北武昌人，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共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年12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1934年10月，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分会主席。1937年12月，任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等职。1941年3月14日，在皖南事变突围中不幸牺牲。

　　刘苏闽在发言中说，项英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作为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兴起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二是作为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三是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保存革命力量和日后建立南方各省抗日战争战略支点作出重大贡献；四是作为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付出很大心血。项英同志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人民会永远缅怀，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值得我们学习弘扬。

　　坚定的理想信念使项英经受了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血与火的生死考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央决定将他留下负责组织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分散坚持游击战争。当时，中央党政军领导人大多数都随军行动，他明知留下来异常艰险，仍然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常年在深山野岭里同敌人浴血奋战，项英坚持组织大家阅读红色书籍，学习革命理论。

　　他从突围时带出来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著作，已成为他和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及身边人员经常阅读的书籍。大家行军时争着背，住下时抢着看，从中吸取政治营养。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战争中最艰难困苦的阶段之一，在这场斗争中，项英同志始终保持顽强的奋斗精神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

　　面对长期遭受十几倍几十倍敌军的日搜夜剿和挫折失败、流血牺牲，革命队伍出现了动摇分化。有的人贪生怕死、贪图享乐；有的人悲观消极、动摇逃跑；甚至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也先后叛变投敌。针对这种情况，在中央分局和项英、陈毅领导下，开展了反逃跑现象和失败主义的斗争。如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曾宏毅对革命丧失信心，悲观失望，违抗命令，被撤职查处，并将其错误和处分决定通报有关地区，对坚持游击战争起到了促进作用。

　　项英还亲自起草了六千多字的《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下发部队，进行革命气节教育。红军指战员通过学习大纲，紧密联系实际，大力赞颂为革命奋不顾身、英勇牺牲的先烈的崇高精神，更加仇恨和鄙视叛变行径，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革命信念。

　　他是未冠头衔的“军事家”

　　“军事活动是贯穿项英后半生的一条最为重要的革命活动主线，而且，其军事斗争经历丰富，贡献突出，影响广泛，且有科学的总结和理论的提升，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云认为理由有三：第一，项英长期参与和领导党的军事斗争，担任过重要的军事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阅历；第二，他坚持和提出的一系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党的军事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三，项英提出和实践了一系列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1930年12月30日，项英进入中央苏区时，正是第一次反“围剿”展开、第二次反“围剿”即将来临之际。为保证战役的胜利，在项英的主持和领导下，苏区中央局和军委于1931年3月将中央苏区划分为10个游击区，要求各游击区以独立团、警卫营等地方红军领导赤卫队、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10项任务，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同时，由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发布《动员广大群众争取第二次战争胜利》的紧急通告，号召在敌人的进攻快要到来前，动员党内外群众，一致行动，加强反“围剿”的准备，全力对付敌人的进攻。要求地方武装加强警戒，袭扰敌人，开展坚壁清野和进行宣传、交通和侦察等活动，运用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

　　期间，项英与朱德、毛泽东等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通令，强调正规军应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以“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活动方式，坚持原地斗争。由于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中央红军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项英和陈毅创造了一整套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项英对此总结了6条：一是“赚钱就来，赔本不干”，每次战斗，我们一定要以最小牺牲换得大的代价；二是“有把握就打，无把握就溜”，就是说要一下能把对方弄死才来，否则决不轻易去打；三是走不赢的时候就隐蔽起来，这是“躲”的办法；四是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五是利用对方的弱点和向空隙的地方去进攻；六是“有路不走，没路就走”，因为有路的地方大概都有埋伏，敌人常常带着干粮，在路边埋伏着一两天不动，我们只得找没路的地方走，所以时常使我们身上受到许多刺伤。张云认为，“这些经验丰富和发展了井冈山时期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

　　全面抗战爆发后，项英在军事理论上最突出贡献，就是带领南方游击队实行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战略转变。作为抗日战争名将，项英遵循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项英积极投身于创建和领导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伟业之中。他和叶挺等领导人指挥部队挺进敌后，在大江南北实行战略展开，先后建立起江北指挥部、第5支队和江南指挥部，在苏南、皖中、皖东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建议中央组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的指挥机构，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内涵。

　　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项英长期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始终坚持立党为公、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率先垂范。不论是在武汉、上海等大城市，还是在艰苦的农村山区，他都以党的事业为重，勤勉敬业，无私奉献，关心群众，生活简朴，从不搞特殊。

　　1933年初，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冒着刺骨的寒风到军属王又英家访问，发现她的被子破烂不堪，难以御寒，立即叫警卫员小张去把自己的被子拿来给老人。小张犹豫着说：“副主席，您也只有一条被啊，送给了老乡你盖什么呢？”项英说：“我身体好，有棉大衣就行了，你快拿去”。

　　小张把项英的被子拿来，送给了王大妈。王大妈感动地说：“苏维埃政府什么事情都给我们想到了，我一定要写信给儿子，在前方多杀敌人、多立功！”

　　1938年11月，上海妇女救济会代表姜平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回上海后，她在文章中写道：“项英毫无军首长的架子，平易近人，他穿着朴素，一身灰军服，束一根皮带，脚下一双布鞋，鞋头已破了，好像普通战士，不失艰苦朴素作风的本色”。“一月只拿4元津贴费，吃的饭和菜和战士毫无差别。”

　　1934年2月，项英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他坚持反腐肃贪，秉公执法。在于都县检查中，发现了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中有不少问题。如：在“扩红”运动中，出现强迫命令现象；在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利益，包庇地主、富农；冒领、贪污公款，侵吞公物；利用职权，挪用公款，做投机生意等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包庇贪污，私用公款做生意，败坏了苏维埃政权的声誉，影响很坏。

　　项英协同有关党政机关，并报请苏维埃中央政府，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不仅将熊仙壁撤职查办，他还亲自出席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熊仙璧的审判会，熊仙璧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于都问题的查处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激发广大党政工作人员发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精神，制止贪污浪费，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反复教育部队，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难以打破敌人的封锁，战胜敌人的长期清剿。他要求党组织和游击队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和依靠群众，严守群众纪律，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

　　群众农忙时要帮助收割耕种；对欺压群众的保甲长，要设法秘密规劝警告，使其有所收敛；对群众所痛恨、作恶多端的地头蛇，要坚决惩治，为民除害；被国民党军抓去的群众要设法营救。因此，红军游击队走到哪里，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